从《官箴》想到古代官员考核标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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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本中，南宋人，其《官箴》开篇即写道：“当官之法，唯有三事，曰清、曰慎、曰勤。知此三者，可以保禄位，可以远耻辱，可以得上之知，可以得下之援。”清乾隆年代四库馆臣称赞此三字为“千古不可易，固有官者之龟鉴”。王士禛《古夫于亭杂录》也说过：“上尝御书清、慎、勤三大字，刻石赐内外诸臣。案此三字，吕本中《官箴》中语也。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，训示百官，则所言中理可知也。虽篇帙无多，而词简义精，故有官者之龟鉴也。”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曾经在光绪年间当过湖北崇阳县知县，《冯友兰传》在介绍崇阳县县衙情况时有这样一段话：“大堂正中，有一座暖阁……暖阁的上边有三个大字：清、慎、勤。”梁启超在《论公德》中也说过：“近世官箴，最脍炙人口者三个字，曰清、慎、勤。”这说明在清末，“清、慎、勤”依然是官员做官的准则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文中说“清、慎、勤”语出吕本中，是不确切的，这句话最早应该是司马昭说的。《三国志·李通传》裴松之注引王隐《晋书》说：“（李秉）昔侍坐于先帝，时有三长吏俱见。临辞出，上曰：‘为官长当清、当慎、当勤，修此三者，何患不治乎？’”这才是“清、慎、勤”的最早出处。这段话还在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中出现过。

其实，在我国古代，很早就有对官吏这些方面的考核了。据史书记载，早在原始社会末期，尧舜作为部落联盟首领就已经有了考绩的做法，每三年考核一次部落首领的能力与业绩，每考核三次作为一个周期，根据这三次的考核结果对被考核者进行级别调整。西周在官吏考核方面，实行天子巡狩、诸侯述职和大比三项制度。春秋战国以后，考绩实施得比较好的是秦国。秦在地方各郡县设置计官，负责地方的上计。汉承秦制，官吏考核制度主要是课计制，即考课和上计。上计是指地方各州郡长官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政绩，考课则是指上级有关机构根据上计的政绩对下级官吏进行的考核，考核内容依然不外乎“清慎勤”。

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，政治制度也较前朝完善得多。从《唐代的文官考课制度》一书来看，唐代的官吏是按三等九级来进行考核的。一等“上上”，就是按职设目达到“最”者，加上四善俱全，就评为“上上”了。末等是“下下”，就是那些“居官谄诈，贪浊有状”者，它与“爱憎任情，处断乖理”的“下上”以及“背公向私，职事废闻”的“下中”同列下等三级，依次是革职降级、听候监察部门查处、移交司法部门等。

三等九级的参考标准，就是“四善”和“二十七最”。“四善”是德义有闻、清慎明著、公平可称和恪勤匪懈，它偏重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。“二十七最”是根据职务的不同制定的，如“法官之最”的标准是“推鞫得情，处断公允”，“学官之最”的标准是“训导有方，生徒充业”。这个“最”字的考核标准，早在秦朝就已经定型了，这从云梦出土的秦简中都能看得出来。在这些秦简中，有一篇考课乡官的标准和奖惩办法，其中上等的“最”和末等的“殿”字频频出现。如“卒岁，以正月大课之。最，赐田啬夫壶酒束脯……殿者，谇田啬夫，罚冗皂者二月”；“最者，赐田典日旬，殿，笞卅”。其后，“最”“殿”二字作为考核绩效划分等级的专用名词，一直沿用到清代。

对于官员政绩的考核，为了避免多做事多挨打的现象发生，让“事故多发地段”的官员少受气，北齐就曾经把诸官司依职任繁剧程度分为繁局、平局和闲局，它把“殿”定为负分，“最”定为正分，“闲局六负为一殿，平局八负为一殿，繁局十负为一殿”。也就是说，对那些工作繁忙的单位与工作相对清闲的单位，应该区别对待，让政绩考评尽量公平。

清代对官员的考核标准是“四格八法”。“四格”是指守、才、政、年四个方面，即操守、才干、政务、年龄。其中操守的考核分三等：清、谨、平；才干的考核分两等：长、平；政务的考核分两等：勤、平。“八格”，就是官员不合格的八个方面，即：贪、酷、不谨、罢软无为、浮躁、才力不及、年老、有疾。不合格官员所犯过失，会根据八法中不同条目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惩罚。

当然，“清、慎、勤”最重要的还是“清”。据《清会典》记载，当官如果“不谨”（即不慎），或“疲软无为”（即不勤），其处分都是革职，但尚无身家性命之忧；而“凡官贪者”（即不清），则“特参”。“特参”要比革职严厉得多，自己丢了小命不说，还让祖宗几代蒙羞。正像《红楼梦》中贾政说的一样：“据你一说，是叫我做贪官吗？送了命还不要紧，必定将祖父的功勋抹了才是？”（刘绍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