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欢颜》：有瑕疵的剑走偏锋，胜过安全的平庸

作者：曾于里

《欢颜》是腾讯X剧场继高口碑的《漫长的季节》后推出的新作，自然是被寄予厚望。剧集由徐兵自编自导，演员阵容颇为华丽，集结了董子健、张译、张鲁一、廖凡、田雨等一众实力派演员。

《欢颜》保持着X剧场的探索性锋芒，虽然它是红色革命题材，但徐兵创造性地以公路剧的形式对其进行演绎；虽然立意上是讴歌理想主义精神，但独特的“徐兵腔调”又贯穿始终，让红色与荒诞形成奇妙的碰撞。《欢颜》的剑走偏锋存在不少瑕疵，但叙事和风格上的创新，终究让它成为有个性的作品。

【资料图】

公路剧形式的革命题材

1930年，年仅21岁的青年徐天（董子健饰），秉承父辈的信仰与嘱托，从南洋出发到广东，一路经福建、江西、浙江，最终抵达上海，将资助革命的物资“三根金条”送交共产国际。

这是很常见的革命题材故事，讲述一个人或一群人奔赴信仰、守护信仰，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。守护三根金条，守护的是革命经费，守护的也是信仰本身。剧名之《欢颜》，取自“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，是主人公完成使命时的喜笑颜开，更是理想社会图景实现后，每个普通人都能有一张没有被欺负过的笑脸。

这样的革命题材，经常包裹在谍战剧或战争剧的类型中。但《欢颜》大胆地以公路剧的形式来演绎。

公路剧是以主人公的“路途”作为基本空间背景，比如徐天一路经过的广州、福建、江西、浙江、上海；它以逃亡、流浪或寻找为主题，人物带着某个目的或动机出发，比如主人公徐天之所以出发，既是护送金条，也是实践信仰。公路剧的重点是，主人公一路上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、事与风景，他们/它们与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产生强烈的碰撞，让这一段旅程成为寻找、成长或治愈之旅。也即，公路剧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物的成长。

在《欢颜》中，出发时的徐天固然怀有信仰，但他天真稚嫩，对社会、对人性的认知更多来自于书本，就像他对爱情的认知来自于与未曾谋面的未婚妻的通信；爱情可以是空中楼阁式的浪漫主义，但信仰的实践常常要付出血泪，要果敢，对敌人更要狠辣。此时的徐天，并不具备一名优秀革命者的素养。

这一路的跋涉，让徐天见天见地见众生，让他看见残酷、狠戾、污秽、冷血、麻木、悲戚，也让他看见了道义、忠诚、信仰、不屈、纯粹、浪漫……到最后，他终于褪去脸上的青涩，他可以用刀砍下自己的手指，用枪射死敌人，用满是伤痕的身体让爱人依靠。

公路剧的成长内核，与革命题材看似不搭，却出人意料地严丝合缝。

乱世中的理想主义

“路途”中，徐天对众生、对世界的认知主要来自于人——乱世中的人。

1930年仍是一个乱世。清王朝虽然已经覆灭，“中华民国”虽然已经建立，但这并未彻底终结四五分裂的政治格局，政府混乱、军阀混战、外国入侵，山河破碎，民不聊生。革命的火种仍未呈现燎原之势，还可能遭遇疯狂的反扑。彼时的中华大地虽有暂时的平静之地，但根子里仍是“乱”，人命如草芥、如蝼蚁，随时可能死在屠刀或枪口之下。

就像剧中有一个桥段，军阀里的一个郭副官，因为徐天得罪了他，便把徐天抓了起来，在他头上支起秤，不断地在秤上发巴豆，只要秤上的巴豆掉了一颗，郭副官就要开枪打死寨子里一个无辜的平民，好几个平民因此殒命……人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，而掌握在军阀里一个小小的郭副官身上，被他所玩的一个无聊的游戏决定，被一颗巴豆决定。人们无法反抗，也不知道如何反抗。乱世中的人只能选择苟且偷生，祈祷自己会成为幸存者。

好在，仍然有人挺起脊梁。他们奋起反抗，他们敢于说不，他们举起枪支，他们握紧拳头，他们或许说不出什么深刻的理论，但他们知道要保护革命的火种，他们坚守道义，他们信守诺言，他们愿意为了守护火种而舍弃安稳、富贵和生命……虽然他们没有明确信仰什么，但他们是那个时代里真正拥有信仰的人；他们也许不识字更不会写诗，但他们却是那个时代最具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。

比如，老孙（廖凡饰）用生命护送徐天走完第一程，他就像徐天精神上的父亲，经由自己的死亡让徐天认识到残酷，也理解了情与义的真正分量；比如，俞亦秀（张鲁一饰）愿意从那个封闭而又安稳的寨子里走出来，抛下他所拥有的名声、地位、荣华富贵，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；比如，章加义（张译饰）明明可以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小日子，但他甘冒风险成为守护徐天的一员，他知道什么才是对的，对的事情就值得他去做……

从这一层面上看，《欢颜》拓宽了红色题材的书写人群——他们不只是具备革命信仰的我党人士，也可以是一群把真善美、把道义和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；他们虽然不是举起革命火把的人，但一路上他们奋不顾身地呵护火种、保护火种，为最后的星火燎原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
“徐兵腔调”的奇和险

徐兵因担任豆瓣9.1高分的《红色》的编剧而声名鹊起，之后走上自编自导之路。2020年的红色题材作品《新世界》虽然有孙红雷、张鲁一、尹昉这样的强阵容，风格上也独树一帜，但70集的冗长篇幅备受诟病，豆瓣评分不及格。这一次的《欢颜》，徐兵再次延续了他《红色》《新世界》中那种独特的“腔调”。

“徐兵腔调”首先让人联想到几年前一度流行的“民国范儿”，徐兵的这几部作品均以民国为背景。“民国范儿”部分取材于历史真实，但更多是消费主义的包装，比如在很多民国题材的影视剧中，“民国范儿”就呈现为千篇一律的“民国风情”，“瘦削的棱角脸庞，梳得一丝不苟的上过发蜡的背头。呢子衣料，有垫肩的衣服，裤脚翻边的较宽松的长裤，羊毛围巾，呢子礼帽，用旧磨损的皮包，黑胶木的电话，爵士音乐，香烟，勤劳谦逊整洁的佣人，奥斯丁轿车，沿街低玻璃窗配小窗帘的咖啡馆，弹硌路，到处昏黄的灯光，街上的长影”……

“徐兵腔调”中没有“民国范儿”中那种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、只看见浮华没看见乱世的虚假风情，但他镜头下的人物却保留了一种想象中的民国知识分子的“范儿”——不论人物是不是读过书，有没有文化，他们行动有着一种微妙的舞台感，对话带着特有的话剧腔，对白你来我往、简洁有力，信息量虽然不高，却不会让人觉得无聊，而是荒诞中流露趣味。

剧中主人公虽然都叫徐天，但支撑起剧作气质的常常是徐天的兄长，比如《新世界》里的孙红雷，《欢颜》里的廖凡、张译，他们与革命题材中那些伟光正的角色略有不同，仍然保留着想象中民国旧派知识分子的一股“精气神”：利落，得体，冷静，从容，不卑不亢，杀伐果决……总之，非常“带感”。

有这一“范儿”打底，已经让徐兵的作品形成一定的差异化。在此基础上，徐兵“兵行险招”，放大剧中人物行动与对白的荒诞感：他笔下的人物经常不按常理出牌，时刻在打破观众预期的路上，却又不是胡编乱造，而试图在荒诞中建立一种逻辑的真实，让一切自圆其说。也由此，“徐兵腔调”不仅仅是“范儿”“荒诞”，还有一种突破套路和常规的“奇崛”。

但“徐兵腔调”本身也是很大的冒险。文本可以由大量台词堆砌，但台词的质量必须够高，如果没有趣味性就会变成无聊；荒诞并非胡来，而是在更极端的情境下呈现更赤裸的真实，所以对人物的塑造、逻辑的构建都有极高的要求。

《欢颜》让人觉得可惜的是，剧集有“奇崛”的类型创新，塑造了“有范儿”的人物，情节与人物逻辑却不无疏漏之处。比如没了这三根金条就不能搞革命了？三根金条比那么多人命重要等。

不论如何，徐兵的剑走偏锋在国产剧里是独树一帜的，这是徐兵作品的特色。纵然有瑕疵存在，也强过那些套路十足的平庸作品。只要多锤炼台词、多推敲逻辑、多打磨细节，徐兵的作品会有更大作为。（曾于里）